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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 清洁取暖再加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贺勇、朱虹、史自强)这个采暖季,京津冀地区的清洁取暖工作进展如何?本报记者近日在北京、天津、河北实地采访发现,为打赢蓝天保卫战,三省市措施到位、责任到位,全力以赴做好清洁取暖各项工作。

  一边将用户电表箱移到新立的电杆上,一边进行入户线的接线,国网北京密云供电公司的施工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我们今天主要是完成这个村剩余49户倒表工作,重新敷设接户线后进行线路切改,这也是‘煤改电’的最后收尾工作。”不久前,在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上庄子村,现场施工负责人陈建告诉记者。

  随着今年“煤改电”工程收官,北京平原地区基本实现“无煤化”。截至今年10月底,北京已完成2279个村庄、85.81万户的“煤改清洁能源”任务,其中“煤改电”村庄占比八成,“煤改气”村庄占两成。

  天津市坚持统筹兼顾温暖过冬与清洁取暖,因地制宜确定改造技术路线,今年新增20.6万户农村居民散煤清洁能源替代。对未实施清洁取暖的,做好无烟型煤招标、生产、供应工作,确保无烟型煤替代全覆盖。

  与此同时,天津突出抓好煤质监管,监督煤炭经营企业建立购销台账,禁止销售不符合天津煤炭经营使用地方质量标准的劣质煤,今年底前实现散煤实际经营户清零。天津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杨勇介绍,2017年天津已实现城市居民散煤清零,2019年将实现除山区外全市散煤清零。

  河北省委常委会明确提出,持续用力治理农村散煤,积极稳妥推进“气代煤”“电代煤”工程,严格督查考核问责,打赢打好冬季清洁取暖硬仗。

  “以前,我家里取暖都是用燃煤锅炉,夜里那么冷,至少得起床两三次去添煤;现在用天然气取暖,只需用按钮设定好温度,屋子里就一直很暖和,既方便又干净。”河北廊坊市香河县东太平庄村村民王文忠告诉记者,“政府每年还给我们取暖补贴,每立方米天然气补贴1元钱,算下来花费反而少了!”

  廊坊市是财政部等四部门2017年确定的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首批12个试点城市之一。去年采暖季,包括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在内的12个试点城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33%,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57%,部分城市的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率已达60%以上,试点效果明显。今年又有张家口、德州等23个城市成为第二批试点。

  廊坊市燃气供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杨胜伟介绍,全市正对“煤改清洁能源”工程质量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及时发现并消除各类质量安全隐患。对暂不具备条件实施“煤改清洁能源”的家庭,由当地政府提前准备电暖器、电热毯,做好采暖季应急准备。

  京津冀三省市相关负责人均表示,以气定改,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宜煤则煤,有多少资源,有多大能力,办多少事情,不硬压指标,不搞“一刀切”。“在天然气正式供暖之前,还可以使用清洁煤采暖。”河北保定市徐水区白塔铺村村民告诉记者。记者了解到,这个区的“气代煤”工程已近尾声,只有极少部分地区还在施工。

  清洁取暖成效几何,天然气供应问题至关重要。京津冀都将天然气保供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抓紧抓实。在国家发展改革委11月1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孟玮的话让大家心里有了底:“目前已落实的资源量能够足额保障民生用气需求。”同时,国家发改委将加强价格监测,切实维护民生用气价格稳定。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25日 01 版)

  一乡一庭2009个“排雷哨”扎根基层

  《一乡一庭》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马竞 周宵鹏

  本报通讯员 史风琴

  “基层调解不好干啊!”

  和《法制日报》记者说起调处矛盾纠纷,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大何庄乡马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马战民肚子里有不少“苦水”。

  “村‘两委’基础工作有欠账,矛盾纠纷类型越来越多,想要不上交真是不好实现。”在马战民看来,原来基层调解工作难做的最大问题,在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这“三位一体”中,乡镇一级缺了最重要的司法调解。

  “如今,老百姓身边就有了常驻法庭,有法官来做调解,调解了还能司法确认有权威,干啥还费劲打官司?”马战民说。

  马战民感受到的变化始自2013年,河北省开始探索推行“一乡镇一法庭”改革,乡镇法庭由830个扩充至2009个,实现乡镇全面覆盖。由此,大量矛盾纠纷不出乡镇得以化解,一大批传统民事案件“不成讼”。

  一双筷子,吃住乡镇;一张桌子,就地办案;一间屋子,没有负担;一乡一庭,稳固基层。记者在河北多地探访了法院系统以“一乡一庭”推进诉调衔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先进做法。

  诉调对接

  “老李啊,村里那起施工受伤纠纷调解的怎么样了?还有没有啥不清楚的法律问题?”十一假期刚过,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沙河城法庭法官张文杰一来到办公室,就打开“诉非衔接网络平台”,与沙河城镇东赵庄村民调员李魁书进行视频通话。

  “没问题,一切顺利!”电脑屏幕那头,李魁书自信地说。

  在“一乡一庭”的基础上,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构建起“互联网+诉非衔接”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研发了“诉非衔接网络平台”系统,将大量线下纠纷化解活动搬到线上进行。李魁书负责调解的一起赔偿纠纷案件成为这项机制下运作的第一起案件。

  “说到赔偿标准时候,我也把握不准了。在村里当着双方当事人的面,通过网络平台与张文杰法官连线视频,法律怎么规定的、赔偿怎么计算的,张法官现场指导,当事人很快达成协议。我把协议传到法庭,张法官进行司法确认,赔偿到位,这案件就顺利完结。”李魁书向记者介绍。

  2016年以来,在全国法院收案数平均增幅20%的情况下,邢台市经济开发区法院收案数特别是民事案件收案数逐年下降,降幅平均达到18%。这都得益于邢台法院诉调对接、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工作。

  对于这项工作的特点,邢台中院院长白峰向记者娓娓道来:矛盾化解主体一网覆盖,利用互联网聚合各类调解资源;矛盾化解路径多向互动,网上调解、线下调解统筹融合;矛盾化解机制规范有序,完善多元调解制度保障;矛盾化解方式便捷灵活,持续深化诉调对接规范化、便民化探索实践。

  “当事人带着矛盾纠纷来到法院,案件分流分得出,调解员队伍接得住,法官和调解员共同施力调得成,整个过程有人管。”曾经在基层法庭工作多年、创造过3小时成功调解医患疑难纠纷记录的张樱现在是邢台市经济开发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负责人,她这里成为诉调对接工作的枢纽。

  在邢台市桥东区法院,法官与诉调对接部门、调解组织、律师组建了微信工作群、QQ群、微信公众号,频繁的交流沟通培养出一支有力的特邀调解员队伍,探索出“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法官指导调解+律师参与调解”“特邀调解+联合调解”这样的3+2+2联动调解模式。

  “我们实现法院诉调对接中心与行业调解组织、司法所、乡镇办、社区(村居)调委会的无缝对接,引入各种社会资源,不断丰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其目的就是将法院诉讼化解纠纷的职能延深到调解全过程,让大量的纠纷化解于诉前。”邢台市桥东区法院院长姚振忠说。

  无讼建设

  “谭庄王家养的狗把人咬了,人家要去法院告他!”

  今年5月16日,这条消息出现在廊坊市香河县安平法庭建的微信群中,法庭法官宗海峰赶紧了解详情,原来两家因为养狗把人咬伤产生纠纷,被咬者表示要起诉对方。

  “按说农村狗咬人的事情,不至于闹上法庭啊。”宗海峰与乡镇负责人和村干部取得联系,并且通过网络视频会议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发现这起案件闹大的根源其实在于两家多年来因为一块空地使用产生的摩擦。

  找到根源后,宗海峰召集村书记、副镇长联合调解,通过释明法律和政策消除了双方的误区,两家最终和解。

  香河县共有300个自然村,达到无诉讼、无涉诉信访、未发生治安案件等标准的村街已达31个。谈及这个数据,香河县法院院长刘君说道:“无诉讼建设,任重道远。”

  今年4月,“创建无诉讼乡(镇)村(街)活动”在廊坊展开,该市法院系统围绕“一乡镇一法庭”建设,选配268名有经验的人民陪审员、87名书记员,引入1227名人民调解员,明确2158名包村法官,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网络体系进一步深化完善。

  “一个官司八辈儿仇,老百姓的目的不是打官司,他们看重的是问题的合理解决。”固安县法院院长樊颖坦言,基层群众普遍要面子,用法庭判决的冰冷程序解决矛盾纠纷,反而不利于案结事了,甚至还会加剧双方对峙情绪,群众诉累也更加沉重。

  廊坊市乡镇法庭在每个下辖村确定2名人民调解员,由法庭负责人与村支书、村主任、人民调解员建立微信群,在每个法庭和村委会都摆放有微信群的二维码,有了矛盾纠纷,不用出远门,扫一扫二维码就可进群解决纠纷。

  “把一乡一庭建的强起来、用的新起来。”对于“创建无诉讼乡村活动”,廊坊中院院长苑三国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他看来,以“一乡一庭”为基础谋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农村基层社会落地生根,就是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本地经验。

  扎根基层

  马战民是位当了30多年的老书记,老爷子平时没事就喜欢到距离村里没多远的大何庄法庭坐坐。“村里小两口打架闹离婚,弟兄俩因为宅基地起纠纷,法律咋规定、怎么做调解,咱得到杨法官那取取经。”马战民对记者说。

  马战民说的“杨法官”是安平县法院大何庄法庭法官杨朝。在马战民和附近村民心里,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法官年纪不大、本事却不小,不仅能用法律给村民解决问题,而且说话办事有农村味儿、有老百姓味儿、跟村民心贴心。

  这些年来,马家庄村里纠纷闹到法庭的不少,可最后判决的10件里头也没1件,都在法官的工作下调解撤诉了。提及原因,马战民说:“杨法官有绝招。”

  每逢调解,杨朝会让当事人先把苦水倒完,既了解矛盾产生的背景和症结,也让当事人散散怒火怨气。他还会邀请村干部和调解员出席,领着当事人换位思考,既说法言法语讲法律,又说土言土语摆道理,最后让当事人自己当裁判,自己说结果。

  “法律大集”和“巡回审理普法回访”是杨朝的另外两项“利器”。

  大何庄法庭前头就是农村大集,逢四逢九十里八村都过来赶集。每到这时,杨朝就带着法庭干警在门口支起摊子,给村民发放普法宣传材料,接受群众咨询,有的案件现场进行化解。案件调解过后他还会定期回访,听听当事人和周围群众的意见,把每起案件的处理都做成一回普法。

  80后的杨朝虽然是安平县最年轻的乡镇法庭法官,但已在基层法庭工作10多年,他有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工作成绩:依靠耐心的全程调解和扎实的群众工作,大何庄法庭案件调撤率连续5年保持在95%以上。

  在衡水,像杨朝这样扎根基层法庭的法官不在少数。“法庭的法官们给群众办实事,就在家门口、在田间地头、在庄户人心里头。”马战民说。

  衡水法院在河北省率先完成“一乡镇一法庭”建设,并重构以乡镇法庭为中心的基层法治治理体系,就近向群众提供立案、司法确认、诉前调解、司法公开、法律咨询等服务。

  安平县法院城关法庭布置处处体现“家”的主旋律,主动延伸家事审判职能,构建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景县法院龙华法庭引入乡土化的陪审员,借用乡土权威化解基层矛盾;饶阳县法院与妇联合作成立“妇女援助中心”,各法庭对已结家事纠纷电话跟踪随访和实地回访,促进家庭和谐……

  “在衡水,乡镇法庭已经成为基层法治宣传的主阵地、联系群众的连心桥、矛盾,纠纷化解的排头兵、基层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衡水中院院长郑喜兰说。

  社会经济深入发展,利益格局不断深化,新类型矛盾纠纷层出不穷,仅靠法院单一的诉讼机制来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纠纷和冲突,显然不足以缓解社会矛盾。全面加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法院系统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时代使命。

  矛盾纠纷调处中的诉讼方式与非诉讼方式相衔接,是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方面。河北法院系统“一乡镇一法庭”建设补齐了司法调解在乡镇一级的“短板”,整合了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各方面的力量,不断拓宽诉讼和非诉讼方式的衔接渠道,推动各类矛盾纠纷得到高效及时化解。

  诉讼与调解,都是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和渠道,河北法院系统的实践实现了两者的优势互补,既依法裁判、体现法律刚性,又情理结合、利于修复关系,同时减轻了群众诉累、强化了调解效力,真正让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落实。

  截至目前,河北省所有乡镇法庭全部实现数字化,完成网上法庭全覆盖,实现对所有乡镇法庭的全面统筹、有效管理,“一乡镇一法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将再次升级。

  中新社悉尼11月23日电 (记者 陶社兰)数十家来自中国的茶叶企业,23日汇聚悉尼,带来各具特色的名茶,让更多的澳大利亚民众了解中国茶和茶文化。

  第二届澳大利亚·中华文化节暨中澳茶文化产业博览会当天在悉尼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为期3天的茶博会上,数十家茶企将展示各类茶产品、茶衍生产品和茶具、茶家具等,还将举行茶艺、茶道表演、茶文化论坛和品茶、赏茶、鉴茶等丰富多彩的茶事活动。

  活动主办方之一的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邵曙光致辞时说,澳大利亚是茶叶消费国,90%的茶叶依赖进口,2017年进口中国红茶超过85吨。澳大利亚还有120万华侨华人,还保留着饮用中国茶的习惯,这些因素决定了澳大利亚成为茶叶消费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希望这次茶博会带给澳大利亚民众饮茶健康的新理念和生活方式,以茶会友,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交往迈出坚实的一步。

  茶博会上,来自福建、江苏、云南、湖南等地的茶企,带来了大红袍、铁观音、普洱茶、绿茶、白茶、红茶和黑茶等名茶,一展中国茶的独特魅力。中新社记者偶遇来自茶叶大产区福建宁德的茶技师傅佛华。74岁的他生于制茶世家,8岁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制茶。从业60多年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制茶能手,其所研制的红茶、绿茶、茉莉花茶、白茶、乌龙茶在国内外名茶评比中屡获大奖。他参与了首批“坦洋工夫”国家标准修订,是首批“坦洋工夫”国家标准实物样制样人。

  “第一次出国参加茶博会,看到这里的民众包括很多‘老外’喜欢中国茶,我非常开心。我的家乡种有上千种茶树,我从小就喝茶,现在也是天天喝茶,觉得中国茶真的是天然、健康的饮品。我希望为中国茶走向世界尽一分力。”他说。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文化参赞杨治、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文化参赞张英保,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代表、新州议员乔纳森·奥戴(Jonathan O'Dea)等出席开幕式。

  首届澳大利亚·中华文化节暨中澳茶文化产业博览会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亚举行。(完)

  大学学生干部耍官威的事,近期频繁曝光,高校和社会各界努力寻找学生会去官威的良方——

  如何让学生干部回到该有的样子?

  近段时间,有关大学学生会干部耍官威的事,频繁曝光。如广东一大学学生会干部任命公告充满“官僚气”;成都某高校学生在微信群里因为称呼某学生会主席为“学长”而被骂;学生因在群内回复学生干部“哈哈哈”三字,被对方要求“不给一个理由”就罚交400字检讨。浙大学生会某社团干部被曝斥责赞助商,聊天时“官威毕显”……

  人们不解:一些以服务学生为宗旨的学生会干部究竟怎么了?针对频频爆出的各种“学生官”事件,国内数十所高校联合发起学生干部自律公约,公约要求各校学生会反对“官”本位思想作风,打造一支优秀的工作骨干队伍。这样的自律公约当然是好事,但仅仅依靠公约,能否扭转一些学生会的官僚化倾向?

  “搞好关系,才能升得快”?

  “我身边没有这么极端的现象,但学生干部身上的官僚之风的确不可回避。”18岁的李想刚刚在成都一所大学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在师哥师姐的引导下,一步步参加竞选成为所在学院的一名纪检部学生干部。怀揣着锻炼自己、增长见识的初衷走进学生会,时间一久却觉得其中变了味道。尽管自己所在的学生会圈子没有可怕的“官霸”,但干部与干部之间的关系实在也很难说得上是“风清气正”。

  “要想进步获得机会,和高年级学长尤其是担当学生会干部的学长必须搞好关系,私下请客吃饭聚餐是常事。”李想感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高年级学生会干部手里的推荐权对新生干部的选拔几乎起着决定性作用,“团委老师又能认识几个新生?还不都是主要靠学生会干部推进工作!”

  “饭桌上探探口风,获得点‘内部’消息,平日里递几包烟,相互之间关系近了,也就什么事都能好办一些……”回想起自己的竞选过程,李想称,“纪检部是大部,新生一次入选了45名干事,如果你提前混了个脸熟,自然更容易进入这个圈子”。

  明年上半年纪检部将要在新生干事里选举副部长,李想跃跃欲试,他的计划是“重点要和学生会主席、分管部长搞好关系”,因为这样获选的可能性更大,“搞好关系,才能升得快”。

  利益面前,部分学生有了“钻营”目标

  学生会是中国中等和高等学校学生的群众组织,学生会干部本应从学生中来再回归学生群体提供服务,然而,一些学生会干部身上却染上了“官气”。

  此前,一份来自某著名高校学生会官微的学生会2018~2019学年干部选拔公告,公示了对200多名学生的任命。公告之上,学生干部分属学生会的秘书机构、组成部门、办事机构、直属团体和由机构管理的学生会部门。在“秘书机构”和“组成部门”部分,公告还特别标注了一些职位是“正部长级”还是“副部长级”。这份措辞和内容颇为“成熟”的任命公告随即引发舆论热议,批评声直指其做法官僚化,并提出了“深陷官僚化的学生会还能代表学生的利益吗”的疑问。

  已经走出高校大门多年的马晓波曾是一名学生会“老炮”,他坦言“有的高校学生会不再是单纯提供服务的学生自治组织,有的成了一些学生干部争名夺利的名利场。”

  李想向记者称,自己选择纪检部很大的原因在于掌握着对学生的扣分权,更容易受到尊敬。

  马晓波则称,当时进入学生会是权衡利弊后的决定。“如果你想拿奖学金,甚至保送研究生,不能光是靠学习好,各种学分加权计算后,仅学生活动一项空白就能把你拒绝于大门之外,而想要获得更多学习以外的加分,进入学生会是最有利的选择。”

  马晓波一路从学生会普通干事连升为学生会主席,回想校园时的学生会生活,直言并不平静,“这也不能全怪学生会里的学生干部们,一些高校‘小官场’气候给学生会做出了极为不良的示范效应。”

  有高校教师向记者表示,随着高校学生会的工作受到重视,学生会干部有了更多“利益”:在一些高校,学生会主席会获得保研资格。除了学生会主席,其他同学保研,学生会工作是一个重要加分项。在争取奖学金时,学生会也有独立推荐资格,独立于成绩排名的渠道之外。学生会干部甚至可能会在与外部企业合作中获得一些利益。

  因此,担任学生会干部就成了部分学生“钻营”的目标,在这些人看来,进入学生会不是为同学服务,而更多是为了直接的个人利益。抱着这样的目的参加学生会,容易滋生虚荣心、功利心,手里的权力自然也就容易成为逞威风的“权柄”。

  根治学生干部耍官威需要硬约束

  高校学生会的这些乱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日前,全国各大高校学生会联合发起“学生干部自律公约”,表示坚决反对“官本位”思想。

  因有连续两起学生会官僚化事件发生在四川高校,四川团省委、四川省学生联合会联合了四川大学等119所在川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社团联合会等,响应全国学联发起的自律公约倡议,与会学生干部也均作出书面承诺,将响应倡议,遵守公约,不忘初心,坚持学生为本,不断强化学联学生会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学生组织,使学联学生会组织更好地代表和服务广大同学。

  有受访者对记者表示,学生会成了“小官场”,偏离了高校设立学生组织的初衷,这对大学生来说,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高校学生会认识到“官僚气”对学生会的毒害,自觉抵制官本位思想,发起“学生干部自律公约”,这有助于学生干部通过公约规范自己。

  对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张涛甫指出,杜绝学生“官僚气”仅靠自律还不够,仍需要有制度的硬约束,以及学生组织之外大学氛围的优化。只有用有“牙齿”的制度对大学生组织进行规约,才能真正让这些尚未走入社会的大学生心里有戒尺、头上有悬剑。

  马晓波认为,现实中一些高校学生组织存在机关化、行政化倾向,除了通过自律让学生干部认识到自己职责外,还应通过制度保障确保学生干部遴选公开透明、民主选拔,以避免团委老师、学生会主席的“微小权力”有寻租机会。学生会改革,还需要减少附着在学生干部身份上的利益,只有降低了利益吸引力的学生会,才能够汇聚真正志在服务同学、锻炼自己的优秀学生,使学生会真正成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学生组织,而不是某些人钻营的“小官场”。

  记者了解到,目前四川省已推出《四川省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将分阶段分步骤推进33项改革任务,针对有的学联组织“行政化”、学生会脱离学生等突出现象,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工作创新,使学联学生会组织存在的问题有明显改进,使各级学联学生会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得到显著增强。

  记者 李娜

原标题:房冷地热 4月中国50城地价创7年新高

中新社北京5月15日电 (记者 庞无忌)在中国多地调控从严、楼市成交大幅下滑之际,土地市场依然热度颇高。

资料图:山西太原,民工在一建筑工地作业。中新社记者 武俊杰 摄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50个城市土地成交面积为588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0%。

4月单月,尽管土地成交面积同环比均有所下滑,但成交均价创新高。该机构数据显示,4月份,50个城市土地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6450元(人民币,下同),环比增长28%,同比增长54%。观察历史数据,这一地价数据创下了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近期部分房企有较为强烈的补库存需求,许多房企进入热点三四线城市高价拿地,导致部分住宅用地出现了溢价率超过200%的现象。

事实上,从总体的溢价率来看,土地市场热度有下降的迹象。4月份,50个城市土地成交溢价率为35%,环比减少17个百分点,同比减少27个百分点。2016年,在房地产市场高烧的带动下,50个城市土地成交平均溢价率连续多月处于高于50%的偏热区间。当年9月份溢价率一度达88%的新高。随后在对高杠杆资金管制的大背景下,土地市场相对降温,溢价率开始收窄。

4月份,在50个城市土地溢价率排名中,嘉兴的溢价率最高,为199%。此外,佛山、大连、青岛、温州、成都、镇江等城市的溢价率都超过了75%,土地市场被划入过热区间。

一线城市近月来推地力度加大,可能成为拉高地价的原因之一。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指出,一些一线城市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加大了土地和房屋供应力度。

土地市场热度维持高位意味着开发商对拿地的热情不减。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该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拿地最多的25家房企,2017年以来拿地金额逾5599亿元,较去年同期上涨103%,且一二线城市拿地金额占上述25家房企拿地总额的80%。

受土地市场热等因素影响,在销售连续6个月降温的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逆势上涨。1月-4月份,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9.3%,创两年多新高。(完)

特朗普上任两周签8条行政命令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